《霍夫曼照相馆》

    1930年6月月末。
    我整理好几本数学书籍，几套换洗的衣物，最后将Lorelei放进行李箱中，拉上拉链时发出沉闷的声响。
    卢恩站在门口，怀里抱着一个包装精致的纸盒。
    “你真的要回去两个月？”她的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失落，“我会想你的，露娜。每天都想。”
    “那是我父亲的房产，法律上我有居住权。我住在那里不用付房租”我接过她递来的盒子，里面是排列整齐的姜饼和果仁糖，“而且，母亲和科赫先生在布拉格，房子空置。”
    柏林出租屋的租金虽然不高，但两个月累积起来仍是一笔开支。慕尼黑的房子宽敞、免费，且藏书室里还留着父亲生前收集的数学典籍——那些我小时候尚不能完全理解的着作。尤尔根和伊丽莎白在一个月前从慕尼黑给我寄过一封信。我回到慕尼黑，可以和他们讨论数学问题。
    “那你得给我写信。”卢恩坚持道，“每周至少一封。告诉我慕尼黑怎么样，你见了什么人，看了什么书——什么都行。”
    我点头。信件是维持关系的低成本方式，而卢恩的价值，无论是学术资源还是人脉资源，都值得这样的投资。
    “还有，”她从手袋里取出一个小巧的银质粉盒，“我知道你在慕尼黑可能不会化妆……那里更保守。但如果需要，至少这个可以随身带着。”
    粉盒盖上雕刻着精细的新月图案，与我那枚胸针相配。我收下了。
    “姜饼和果仁糖路上吃。到了慕尼黑，要照顾好自己。”
    从柏林坐火车到达慕尼黑已是夜晚，我提着行李箱，沿着记忆中的路线回到慕尼黑的住处。
    屋子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我推开自己曾经的卧室，一切如旧。
    窄小的单人床，褪色的蓝格子床罩，窗前的小书桌。
    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打扫。灰尘被擦去，窗户打开通风，床单换上从柏林带回的干净的一套。屋子终于恢复了宜居状态。
    第二天早晨，我带着简历和几张在柏林工作时为顾客拍摄的妆后照片，前往霍夫曼照相馆。
    照相馆位于市中心繁华商业街上，橱窗里陈列着精心布光的肖像照：新婚夫妇、戴学士帽的毕业生、穿着传统服饰的儿童。所有照片的共同点是妆容极其自然，几乎看不出修饰痕迹，强调“古典与本真的美”。
    这和我理解的化妆艺术相悖。化妆的本质是优化，是通过色彩和线条重新分配视觉权重，最大化个体的独特优势。霍夫曼先生追求的“自然”，更像是一种对保守审美的迎合。
    但这家的顾客基本都是中产以上，这家照相馆工资相对其他较高。
    我不需要认同，只需要工作，需要攒够学费和生活费。
    推门进入时，门铃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柜台后坐着一个金发女孩，正在整理票据，对我露出微笑。
    “你好！是来应聘化妆师的吗？”
    我点头，递上简历。“露娜·诺伊曼。我曾在柏林一家照相馆工作过九个月。”
    女孩迅速浏览简历，然后从柜台后走出来。她比我矮十厘米左右，身材娇小，金发微微烫过，碧蓝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。
    “我是爱娃·布劳恩，这里的收银员兼助理。霍夫曼先生正在暗房，马上就出来。你先坐一下……哇，你五官很立体，平时几乎不用怎么修饰吧？”
    这种直率的赞美让我顿了顿。
    在柏林，人们更倾向于含蓄的恭维或专业的评价。
    “谢谢。”我简单回应，在等待区的椅子上坐下。
    爱娃没有回到柜台后，反而拉过另一把椅子在我旁边坐下。“柏林那边现在流行什么样的妆容？我订了几本时尚杂志，但总觉得自己化不出来那种感觉。你看我这眉毛——是不是修得太细了？”
    她凑近一点，指着自己的眉形。确实，眉毛修得过于纤细，与她圆润的脸型不太协调。
    “如果你喜欢现在流行的妆容，可以适当保留眉峰的弧度，让整体粗一点。”
    “真的？我一直以为细眉更精致呢。”她若有所思地摸了摸眉毛，“那你等会儿能给我看看怎么修吗？我可以付——”
    “爱娃，别打扰应聘者。”
    霍夫曼先生大约四十岁，身材微胖，戴着金丝眼镜，穿着深灰色马甲。他接过我的简历和作品集，仔细翻阅。
    “柏林的工作经验……自然风格把握得不错。”他抬头
    他转身朝里面喊了一声：“安妮，你也出来吧。”
    另一个女孩从化妆间走出来。棕发，琥珀色眼睛，面容温和，年纪看起来比我大两叁岁。她手里也拿着一个文件夹。
    “这位是安妮，也来应聘化妆师。你们俩技术都不错。”霍夫曼先生将我们的作品并排放在柜台上，“但我的照相馆需要的不仅是技术，还有形象。顾客看到化妆师本人漂亮、得体，会对我们的服务更有信心。”
    他转向我，目光再次落在我脸上，“露娜，你本人的相貌……很标准。金发，蓝眼，窄脸，高鼻梁，是典型的……嗯，上镜面孔我们偶尔也需要拍摄一些用于宣传的样片，展示服装或发型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兼任模特，这能增加宣传的说服力。化妆师亲自示范。薪酬可以相应提高。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广告。”
    我看了安妮文件中化妆的照片，更加符合霍夫曼先生“古典”“自然”“温柔”的化妆风格，她的化妆技术比我更符合这种风格。不过霍夫曼先生的选择逻辑上也成立：我的容貌符合当时主流审美，且作为化妆师自身展示妆效，具有专业可信度。这增加了工作的附加值。
    “我愿意。”我回答。这不过是另一项可完成的任务，且能带来额外收入。
    安妮眼神黯淡下去，低头收拾工具。
    霍夫曼先生让爱娃带我熟悉环境。前台接待区和陈列室，后部是摄影棚、化妆间和暗房。化妆间不大，但设备齐全，各种色调的粉底、腮红、眼影按色系排列。
    “霍夫曼先生喜欢裸妆效果。”爱娃压低声音说，“就是那种化了像没化，但人又确实变好看了的感觉。很难把握的。有些顾客自己要求化浓一点，他都会建议她们‘保持自然本色’。”
    “明白了。”我打开一个粉底盒，测试质地。粉质细腻，遮瑕力中等——确实适合打造轻薄妆感。
    “对了，你刚才说会化杂志上的电影明星的妆容？能不能……找个时间教教我？我也想学。”
    我想起卢恩对“禁忌读物”的热情，和爱娃此刻的眼神如出一辙。对有些女孩来说，化妆不是伪装或防御，而是一种游戏，一种探索自我可能性的方式。
    “可以”
    第一天的工作从下午开始。顾客是一位即将结婚的年轻女孩，由母亲陪同前来。她五官集中，骨骼感强，希望拍照时“脸看起来小一点，眼睛大一点”。
    霍夫曼先生的要求在我脑中响起：自然，不着痕迹。
    我选择比肤色深一个色号的修容粉，轻轻扫在她下颌线和颧骨下方——不是柏林流行的那种明显阴影，而是不明显的色调过渡。眼妆只用最浅的棕色在眼窝处晕染，内眼线填补睫毛根部，外眼线几乎不拉长。腮红是淡淡的蜜桃色。
    完成后，女孩在镜子前左看右看。“好像……没什么变化？但又确实更好看了。”
    她的母亲满意地点头：“这种妆容比自己化的妆更加端庄。她自己化妆看上去不像一个即将结婚的人，妆容太浓，拍出来都不像本人了。”
    但从光学角度来说，浓妆能放大她的优势，更加上镜。
    霍夫曼先生经过时瞥了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但微微颔首。
    第一关通过。
    下班时已是傍晚六点。我按照尤尔根给的地址，前往慕尼黑大学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，与尤尔根和伊丽莎白约在那里见面。
    尤尔根和上次见面一样，浅棕色头发凌乱，看到我立刻大幅度挥手：“露娜！这里！”伊丽莎白坐在他对面，亚麻色长发披肩，微笑着向我点头。
    “欢迎回到慕尼黑，”伊丽莎白说，“柏林大学录取的事，恭喜你。“尤尔根，先让露娜点些喝的。”伊丽莎白转向我，“路上顺利吗？柏林那边一切都好？”
    “谢谢。路上顺利。柏林的朋友们很好。“我坐下，点了杯黑咖啡。
    “露娜，你夏天在慕尼黑做什么？”
    “在霍夫曼照相馆做化妆师。”
    “化妆师？”尤尔根眨了眨眼，“听起来和数学完全不一样。”
    “本质上也是应用几何和色彩理论。”我淡淡地说。
    尤尔根笑起来：“说得好！一切皆数学！
    “尤尔根，伊丽莎白，你们暑期留在慕尼黑做研究？
    “对，导师有个数论相关的项目，关于素数等差数列的。”尤尔根迫不及待地切入正题，“你上次在柏林提到的关于高维推广中奇异结构复杂性的问题，我回去后和伊丽莎白讨论了很久。我们觉得，也许可以从筛法的角度重新构建……”
    尤尔根跳跃的思维与伊丽莎白在旁边适时地修正和补充，讨论变得高效而深入。我分享了一些在柏林大学讲座和沙龙中接触到的新思想，他们则介绍了慕尼黑大学数学系近期的一些研究动态。
    一小时后，尤尔根提议：“去喝一杯？我知道附近有家不错的啤酒馆，气氛很轻松。”
    伊丽莎白微微蹙眉：“不要去贝格勃劳凯勒。最近那里……不太平静。”
    尤尔根摆手：“当然不去那儿。那里就成了某些人的圣地。我们去奥古斯汀啤酒馆，传统，游客多，反而安全。”
    “贝格勃劳凯勒……”我想起1923年那里发生了一场暴动。当时我还在上小学，只记得大人们紧张的低语和街上突然增多的警察。现在，那里似乎成了某种极端思想的聚集地。
    “我认识的一个叔叔让我少去那些地方。”我说。这是事实，表明立场，同时避免卷入。
    奥古斯汀啤酒馆人声鼎沸，木制长桌旁坐满了各色客人。我们选了角落的位置，点了啤酒和小食。尤尔根喝了一大口啤酒，舒了口气：“有时候觉得，数学之外的世界越来越吵了。”
    伊丽莎白转动着酒杯：“我父亲在报社工作，他说最近政治新闻的篇幅越来越大，观点也越来越……极端。”
    “柏林也一样。”我说，“街头的口号，集会的喧嚣。但大学里暂时还算安静。”
    “希望如此。”尤尔根摇头，“不过慕尼黑毕竟是……运动兴起的地方。大学里也有学生团体开始活跃，穿褐衫，喊口号。我们数学系还算好，哲学系和历史系那边争论得很厉害。”
    伊丽莎白点了点头。“有些教授开始夹杂一些……与学术无关的评论。关于‘德意志科学’、‘纯粹性’之类的。”
    “愚蠢。”尤尔根嗤之以鼻，“科学就是科学，哪来的‘德意志’或‘犹太’之分？爱因斯坦是犹太人，他的相对论难道是‘犹太物理学’？荒谬！”
    “小声点。”伊丽莎白看了看周围。
    “选择忽略噪音是最优策略。”我说，“专注可解决的问题。”
    伊丽莎白看了我一眼，若有所思：“但有些噪音，可能会改变解决问题所依赖的公理体系。”
    她说得对。如果整个社会的“公理”——基本的价值前提和规则，被暴力修改，那么即使是最纯粹的数学研究，也可能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。冯·诺伊曼选择离开，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计算。
    “所以我们得在改变发生前，尽可能推进研究。”尤尔根举起酒杯，“为数学，为还能安静思考的日子。”
    我们碰杯。啤酒的苦涩在舌尖蔓延，伴随着啤酒馆里蒸腾的喧沸。
    笑声、碰杯声、巴伐利亚民谣的片段，以及远处隐约传来的不和谐的激昂演讲余音。这些声波在空气中迭加、干涉，形成复杂的波形。
    “所以，我们平常什么时候见面？露娜，你一般什么时候有时间。”伊丽莎白问我。
    “霍夫曼先生让我周日休息。”
    “那就周日上午。”